对政敌一点情面都不能留。
章越神色骤变,终是决断道:“好吧!”
苏辙闻言大喜。
“不过……”章越又肃然叮嘱:“不过本朝政治不是一味靠手段狠,靠立威。持正毕竟是宰相,宰相自有宰相的体面,切不可赶尽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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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道:“此事请魏公放心。”
“魏公宽仁。某这些年在野,已备齐蔡某罪状。既蒙钧谕,自当斟酌施用。”
此言既显手段,又彰分寸,章越闻之愈觉苏辙可堪大用,以后绝对是自己的臂膀。
苏轼感叹道:“魏公,蔡持正,吕吉甫罢了,其他人当善用之。”
……
事实上除了苏氏兄弟和孙觉外,还有程颐程颢也多次出入章府。
程颐程颢的政见与苏轼有所不同。
历史上的元佑党争是因为苏轼的蜀党,独立不倚的政治主张,同时反对全盘否定新法的政见,而被完全继承司马光的朔党攻讦。
同时苏轼也是高太后所赏识的人,所以必须阻止对方入相。
这里不得不说一句苏轼的人品。
苏轼无论在新党,还是旧党之中人缘都不好,因为他在政见上敢说真话,对不同政见敢于当面极力反驳。但对个人却从不报复,特别是以往陷害过他的人。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除了吕惠卿外,苏轼几乎都没有出手针对过个人。
换句话说,苏轼就是那种真正对事不对人的君子。台上和你吵得面红耳赤,台下和你嘻嘻哈哈。
同时对自己的进退,荣辱得失都看得很淡。
而程颐的洛党又是不同。
程颐的洛党与王安石的新党其实有些相似,都是主政革新,不过王安石重‘法’,程颐重‘人’。
章越比较认同程颐的方法,要得治法,先要得治人。
要造法,先要从造士开始。
程颐最看不惯的就是王安石变法后,对迎合自己政见的人大加重用,对反对自己政见的一律贬斥。新党官员确实良莠不齐,似邓绾,吴居厚那等小人都可以进用。而地方执行的官员都是逢迎拍马而上位,也败坏了不少新法的名声,这是王安石失察的地方。
等王安石意识到这点,从太学开始培养人才,用经义造士后已是有点晚了。
至于朔党,那都是司马光的铁杆,一个比一个头铁那种。
章越则是不打算接触的。
从五代丧乱之后,宋太宗专用士大夫,读书人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也确立了此后一千多年的政治格局。
同时读书人那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也由是萌发。
这点在苏轼、张载、程颐身上最明显。
天下家国不是他们的,但他们却以主人自居。
从欧阳修的君子有党,再到太学里经义造士。
程颢登门后,程颢先向章越问道:“魏公可知太后私下派人向吕晦叔,吕微仲问策乎?”
章越道:“未曾知也。”
程颢道:“司马君实曾与我言语,太后私下召对‘更张以何为先’?”
“君实则对曰,先者广开言路,群臣若有阻拦者必为奸恶之徒。”
“而广开言路之后,必先选拔言官,台谏之制天子亲除,宰相不预。此为司马君实棋高一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