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一日清晨,上海的天空是洗过般的浅蓝,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缝隙,在虹口区这条老弄堂的青石板路上投下跳跃的光斑。空气里残留着昨夜露水的凉意,混杂着煤球炉刚点燃的烟火气和各家各户飘出的早饭味道——泡饭的米香、油条的焦脆、还有谁家奢侈地煎了荷包蛋的油腥气。
沈昭站在吱呀作响的木楼梯口,看着亭子间里那面模糊的水银镜子。镜中的女孩穿着崭新的天蓝色运动服校服,白球鞋纤尘不染,两根乌黑的麻花辫垂在肩上,额前细碎的刘海被母亲林静秋用热水细心地烫出了乖巧的弧度。一个标准的、带着点羞涩期待的初一新生形象。
只有那双眼睛,沉静得如同封冻的湖面,映不出丝毫属于这个年纪的雀跃或忐忑。她背上那个军绿色、印着“为人民服务”红字的帆布书包——这是父亲沈建国从单位带回来的,结实耐用,带着军工产品特有的冷硬气息。书包里,除了崭新的课本和文具盒,还静静躺着那本夹在小学毕业证硬壳里的硬皮笔记本,以及几张叠得整整齐齐、被她体温焐得微暖的外汇券。
“昭昭,快下来吃早饭!第一天上学,不能迟到!”楼下传来母亲林静秋清亮又不失温柔的催促,伴随着瓷碗磕碰的轻响。
“来了。”沈昭应了一声,声音不高,带着恰到好处的温顺。她最后看了一眼镜中的自己,那刻意收敛了所有锋芒的稚嫩脸庞。完美的伪装。她转身下楼,步履轻捷,塑料凉鞋踩在木楼梯上发出特有的“嗒嗒”声,在清晨的弄堂里格外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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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东中学的大门,是两扇沉重的、刷着绿漆的大铁门,上方挂着白底黑字的校牌。门内,是一条笔直的林荫道,高大的法国梧桐枝叶相接,遮天蔽日。此刻,这条路上挤满了人。穿着同样蓝白运动服的新生们,脸上带着初入新环境的兴奋与不安,被同样穿着朴素但神情严肃的家长们簇拥着。自行车铃铛声、家长殷切的叮嘱声、孩子们叽叽喳喳的交谈声,汇成一片嗡嗡的背景音浪。
沈昭独自一人走进校门。父亲沈建国一早就去了那个代号单位,母亲林静秋也要赶去外贸公司处理一批紧急的进口单证,只来得及在弄堂口塞给她一个热乎乎的茶叶蛋。她像一尾灵活的鱼,安静地穿过喧闹的人潮,目光平静地扫过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庞,耳朵却敏锐地捕捉着四周的声浪碎片:
“……听说了吗?这次分班,一班和二班是重点班!老师都是特级……”
“……我爸托了关系才把我弄进二班,累死了……”
“……我妈说初中跟小学不一样了,要开始拼了,不然考不上好高中……”
“……看!那个就是三班的,听说他们班主任是刚毕业的,凶得很……”
“……哎,你们家认购证中签了没?我舅舅中了两个号,发财了!……”
这些信息,如同纷飞的柳絮,被沈昭不动声色地纳入脑海。哪个班是重点(资源倾斜),谁家有关系(潜在背景),老师风格(环境变量),甚至家长间关于认购证暴富的热议(时代烙印下的普遍心态)……都是构建她对这个微观“朝堂”认知的砖石。
初一(二)班教室位于教学楼一楼东侧。沈昭走进去时,教室里已经坐了大半学生。桌椅是老旧的双人连体木桌椅,桌面坑洼,刻满了历届前辈的“墨宝”。空气里弥漫着新书油墨味、木头陈腐味和少年人特有的汗味混合的气息。她迅速选定了靠窗、中间偏后、视野良好的一个位置坐下。这个位置既能观察到大部分同学和讲台,又不至于太显眼。
班主任姓周,是一位四十多岁、身材微胖的女老师,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表情严肃,法令纹很深。她的开场白简短而有力,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中学生了!收起小学的懒散!初中三年,是决定你们未来命运的关键三年!我们二班,是年级重点班,更要高标准、严要求!纪律,是学习的保证!成绩,是你们的命根子!……”
训话如同冰水,瞬间浇熄了教室里残存的最后一丝轻松气氛。沈昭垂着眼,指尖在崭新的英语课本封面上无意识地划过。前世朝堂之上,比这更威严、更肃杀的场面她经历无数。这位周老师,不过是这方小小天地秩序的维护者,她的“威严”和“纪律”,在沈昭眼中,清晰而直白——一种基于制度赋予的、需要适当应对的世俗权力。
接下来是冗长的点名、发新书、排座位、选临时班干部。沈昭的名字被点到时,她只是平静地应了一声“到”,声音不高不低,目光坦然迎向老师审视的目光,没有新生的怯懦,也没有刻意的讨好。周老师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一瞬,似乎有些意外于这份超乎年龄的沉稳,但很快移开。沈昭如愿保住了她选定的位置,同桌是一个扎着羊角辫、圆脸、名叫李娟的女生,看起来性格内向,坐下时只怯生生地看了沈昭一眼,便迅速低下头摆弄自己的新文具盒。
沈昭的注意力,更多地落在教室里的另一些人身上。
前排那个叫陈卫东的男生,穿着明显比其他人新潮的运动鞋,在老师训话时也坐得不太端正,眼神带着点漫不经心的优越感。他父亲似乎是区里某个局的领导(沈昭从刚才走廊里几个家长的低声议论中捕捉到“陈科长”这个称呼)。
坐在陈卫东旁边,一个叫王海涛的男生,身材壮实,眼神带着点野性,课间休息时立刻凑到陈卫东身边,带着明显的讨好意味递过去一包“大大”泡泡糖。
靠墙坐着的一个女生,叫赵雅丽,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辫子上系着漂亮的粉色绸带,在一群蓝白运动服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她坐姿笔挺,神情矜持,在周老师宣布要选临时学习委员时,她的腰背下意识地挺得更直了,眼神里闪过一丝热切。
还有坐在最后排角落里的一个男生,叫孙强,个子很高,但显得有些瘦弱,衣服洗得发白,一直低着头,几乎不与人交流。当老师点到他的名字时,他站起来回答的声音细若蚊蚋,脸上迅速泛起窘迫的红晕。
这些面孔,这些微妙的互动,如同一个个浮动的符号,被沈昭冷静地观察、拆解、归档。谁是核心(陈卫东),谁是附庸(王海涛),谁有野心(赵雅丽),谁处于边缘(孙强)……一个班级雏形的小社会权力结构,在她脑海中渐渐清晰。这是她的新“疆域”,她需要了解其中的山川河流,暗流潜礁。
上午的课程是语文和数学。语文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读着朱自清的《春》,数学老师则用粉笔在黑板上用力地写着有理数的运算法则。沈昭端坐着,眼神落在课本上,似乎听得专注。然而,她的思绪早已飞越了教室的四壁。
语文课本上那些优美的文字,在她眼中是分析这个时代主流审美和意识形态的样本。数学老师强调的“规则”与“逻辑”,则让她联想到经济运作中的公式与模型。她的大脑如同一台高效运转的处理器,将眼前的知识体系与她存储在脑海中的“战略秘本”——那本硬壳笔记本里的符号与信息——进行着无声的碰撞与链接。
当数学老师讲到“正负数代表相反意义的量”时,沈昭的指尖在课桌下轻轻敲击着节奏,思维却跳跃到了父亲藤箱里那份《内部参考》上关于“价格双轨制”利弊的激烈争论。正负数,盈亏,计划与市场……某种本质的规律似乎在冥冥中相通。
课间休息的嘈杂中,她看似在整理笔记,目光却透过窗户,落在远处围墙外几栋正在施工的高楼上。脚手架上蚂蚁般忙碌的工人,让她想到浦东工地上那些巨大的探照灯光柱。资本的力量,正在以钢筋混凝土的方式,重塑着这座城市的筋骨。而她的“硬通货”——那几张藏在书包深处的外汇券,是否也能成为她撬动未来的小小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