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123

大杀戮前的蒋介石手软了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之二（第4页）

“此番既去之，无论如何是要打到南京去的！”日本政府当初正在考虑不想惹苏联兵，因此大本营给松井石根的任务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军，占领其四方要地，保护上海侨民之生命。”这样的军令显然是对上海派遣军的作战范围作出限制，具体限制是给派遣军划明了“上海周围”之线便是苏州——嘉兴范围的战略限制线。但松井石根在东京出发前上火车的那一刻，同前来送行的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磨说了上面这句话，令首相和在场的日本要员暗暗吃惊，尤其是外交人士对他悄声劝语：老将军，你可得三思而后行啊！

哼，中国的事我比你们都清楚。松井石根不屑一顾地看了看劝他的人。

松井石根确实对中国的事和中国的人看得比谁都清楚，淞沪大战的三个月，中国军队虽有勇却仍然不敌对手，尤其是后期阶段，可谓兵败如山倒。因此松井石根得出结论：只要蒋介石领导这个国家、指挥中国军队，我大日本便能无往而不胜！

“汗了戎衣四十年，兴国如梦大江流。军恩未酬人将老，执戟又来四百州。”当听说新登岸参战的柳川部队已经向南京进发时，松井石根这几天一直在盘算到底出兵否，最后他在吟咏自己出征前写的这首“自勉诗”时，断然决定：“占领敌国首都，迫使中国屈服。”

作为军人，在异国打仗，还有什么比占领敌国的首都更“至高无上的荣誉”吗？从军40余年的松井石根，自知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作为军人为天皇和国家“效忠”的机会了，故而最终他下了决心：进攻中国首都——南京！

既然前线将士志在必得，参谋本部有何阻挡理由？日本最高统帅部迅速调整决策，批准了松井石根的请求，并任命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王中将为日“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则任日“华中方面军总司令”，统领上海派遣军和柳川的第10军团等所有进攻南京的日军。朝香宫鸠彦王其实是南京大屠杀的头号元凶，因为他与天皇是亲戚，所以在战后清算战争罪行时他逃过一劫，活了93岁。日本王室和与王室沾亲者不被追究战争罪行，是东京大审判的一大缺陷，也给战后的日本在今天有那么多右翼势力叫嚣军国主义复兴提供了土壤。这是后话。

日本大本营根据松井石根等前线将士的报告，为全面进攻南京作了军事上的部署和调整，组成了分别有朝香宫鸠彦王率领的“上海派遣军团”与柳川平助率领的第10军团各四个师团，他们是：

朝香宫鸠彦王所属的第9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第13师团（师团长获洲立兵）和10师团（师团长天谷直次郎）。

柳川平助所属的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第114师团（师团长末松茂治）、第18师团（师团长牛岛贞雄）和第9旅团（旅团长国崎登）。

这两支军团中，中岛今朝吾和谷寿夫率领的日军是南京大屠杀的主要部队，也是日军华中方面军的王牌军。

进攻南京的日军总兵力约8万余人，还有数十艘军舰。

我们再来看当时“淞沪战役”之后的中国局势——

这时的1937年距年末仅有一个多月。大好河山连连失手，平津之役大败，上海又失，中国几个最好的城市不到一年时间便让日军占据。在进攻南京计划获得大本营的批准后，侵华日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而虎狼的血口已张，我首都南京危矣！危矣！

这个危非一般之危，因为从上海到南京，走火车仅两个小时；走水路，如顺水而行，也就两天之程，逆舟而行，一周时间也可抵达。即使步行，最多也就十几天时间。更何况，从上海到南京，除水路外，皆为一马平川，若有铁骑战车，不用一天，便可直抵紫金山。

一国之都，岂能如此轻易让敌国军队得手？然而面对松井石根、柳川这样的虎狼，我等有何力挽狂澜之势？

现在，攻打南京的是“恩师”和“中国通”，守在南京准备决战日本军的偏偏是“恩师”的朋友与学生辈的“日本通”：松井石根和蒋介石之间的这场“知恩报怨”的中日大战，一开始就非常有戏剧性——当然是场悲剧，这场悲剧七八十年后的今天，中日两国依然各自不依不饶地死咬着、斗争着。当然，罪在日本。

欲给当年的“学生”朋友致命一击的日军松井石根大将，因为想夺得生命中最后一次“至高无上的荣誉”，故而根本没有将对手蒋介石放在眼里。“鄙人以状元的成绩毕业于大日本军校时，他小蒋还在母亲的奶头上吮乳呢！”挥刀向南京出征的路上，松井石根心头这么想着。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毕竟不再是当年那个坐在日本火车上连怎样下站都不知道的“中国乡巴佬”了，现在他是堂堂中国元首、数百万中国军队最高统帅，他岂能容区区岛国的“倭寇”在自己头上拉屎！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这是蒋介石在23岁时从日本振武军校毕业时给表弟单维则写的一首诗。有道是“诗言志”也，蒋介石年轻时虽崇拜日本，同时也非常痛恨日本看不起中国的蛮横行径。

早在1907年，蒋介石在清朝政府办的保定通国陆军学校速成班学习时，有过一件事。一天，一位日籍军医在讲微生物时，一边指着摆在讲桌上的一块泥土，一边说：“这块泥土，大约有一立方英寸，这里面有四亿微生虫。”这位日本军医继而说：“这可以拿中国来比喻，中国有四亿人口，就像这四亿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块泥土地里一样……”“老师，你可不可以这样认为！”突然，课堂上，有位年轻学生冲到教桌前，“啪啪”几下将那块泥团分成八块，转而怒发冲冠地责问道，“日本的人口是五千万，在这个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里寄生的微生虫，也可以说这就是日本人吗？”“你你！你大胆！”这位日本军医的脸涨得如猪肝一样，中国学生哄堂大笑。在当时，有谁敢跟日本教员顶撞，是要开除学籍的，但后来学校校长一调查，认为这位学生是出于爱国之心，所以便大事化小了结了。而这事让这个学生出了名，他便是蒋介石。

当代中国人对蒋介石的了解多数是负面的，其实在整个抗战期间，蒋是中国的领袖、正面战场的最高统帅，代表国家形象，成与败，荣与辱，皆与他有关。我们客观地了解蒋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中日决战中的表现，也应算是一种唯物主义和公正的民族史观。

如果说蒋介石一直不想抵抗日本侵略，或者畏惧日本，那是不公允的。在日本数年的军校生涯和在福田野炮兵第19联队见习一年的时间里，蒋介石对日本军队是比较熟悉的，那种严明的纪律、细致的管理模式、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的意志和刻苦训练及精良的装备等，都给蒋留下深刻印象。也正是居于此，“七七事变”后的蒋介石从内心深处已经真正意识到：日本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他这个曾经的“学生”留面子了，“我吞河山之心必然”已成日本国的基本国策。可怜我一团散沙，各路军阀互不相让、不听从指挥……蒋介石内心的焦虑与无奈一直困扰着他的“卫国布局”。他心头还有一着棋是期待北边的斯大林和大洋彼岸的罗斯福两位强国元首支持。蒋是个好面子的人，美国方面他让自己的女人宋美龄出面，斯大林那边则有自己的儿子在周旋，当然除此还有给这两个大国实惠的地方：美国人爱做生意，那么我让给你巨大的中国市场；苏联人早死盯着外蒙古的大片土地，虽老蒋对祖宗留下的大片草原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可假如江山没了、总裁的宝座没了，那面子还有啥用？

年初始的蒋介石，本刚从“西安事变”的惊吓中恢复一点儿元气，面对内外交困的国家局面尚处维持现状之势时，他日本人又闹出个“卢沟桥事件”。蒋介石能不火冒三丈吗？

“倭寇犯我中华之贼心不死，吾当万不可掉以轻心！”这时的蒋介石是清醒的，而且也已有所准备，且这种准备从某种程度上讲算得上是“周密”和“提前”的。考虑到中国内战频发多年、国内人心涣散、军阀各自为阵的实际，蒋介石了解日本，故在与日本尚未公开宣战前的两三年里，便暗里备战。其中之一是聘用了一批德国军事顾问，其二是派他的浙江老乡翁文灏主抓从德国进口军火装备。

据国民资料显示，1937年前的两三年时间里，中国向德国购买的军火、兵工及重工业设备，不下2亿马克，其中军火装备占多数，蒋介石确实装备了一批自己的嫡系部队，在淞沪战役里也发挥了巨大作用，致使日本兵大伤元气。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蒋介石在这段时间里，重视与德国之间的军事与贸易方面的关系，所以中国特别是首都南京在抗战前夕出现了一大批德国人，后来在南京大屠杀中保护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的拉贝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是后话。

我们来说说德国军事顾问。

抗战前后，在蒋介石身边有几个重要的德国军事顾问，其中有名的一位叫法尔肯豪森，是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此人为中国抗战立下巨功，著名的台儿庄战役“诱敌深入”的战术就是出于法尔肯豪森的主意。更可贵的是，在“七七事变”后，这位德国军人曾直面批评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的消极抵抗政策，并多次警告蒋“若不倾全力奋斗以图生存，则华北全部包含山东在内，必脱离中国”。还有一点更值得肯定：法尔肯豪森虽为希特勒政府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却与纳粹主义格格不入，1938年不得不回国后不愿忠心服务于希特勒，结果受到盖世太保的长期怀疑和监视。二战后，法尔肯豪森出任中德文化协会会长。1966年在柏林去世，终年88岁。

法尔肯豪森是位职业军人，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他曾到过中国，后在德驻日大使馆任武官，是位通晓东方语言的军事外交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尔肯豪森当了德国步兵学校校长。1933年到中国出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德国人办事非常认真，尤其是像法尔肯豪森这样的职业军人，又有军校校长的经历，加上对中日文化和军事的熟悉，故法尔肯豪森一方面让蒋介石国民政府出钱装备先进的德国军事武器，另一方面更多精力放在训练国民党军队和布置对抗日本人的一系列军事措施上。蒋的军队在法尔肯豪森等一批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和影响下，确实得到了整顿，战斗能力大幅度提升。为了抵抗日本日益剧增的吞华野心，法尔肯豪森在1934年便建议蒋介石尽快拿出一个保卫南京的军事计划。蒋对这位顾问的话是听进去的，并马上责令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负责初步方案。这年8月17日，法尔肯豪森看了谷正伦的方案后，作了充分肯定。也正是因为有了法尔肯豪森的建议和对初步方案的肯定，国民政府军事参谋本部也随之在1934年就有了第一个《南京防守计划》。

这个计划从“敌情判断”、“防守方针”、“指导要领”、“兵力部署”、“水雷阻塞”、“防空”、“交通及通讯”等八个方面进行了规划安排。在“指导要领”中指出：“一、对敌舰之炮击，须以轻重游动炮兵之主力配于长江南岸，以一部配于北岸，与各炮台协同，由炮兵队长统一指挥，出敌舰不意，集中炮火而夹击之。游动炮兵之战斗尤须着眼于补救炮台射程之不及而适宜配置之为要。二、对敌陆战队上陆之袭击，须以各炮台及游动炮兵努力击灭当前之敌舰，以破坏敌军上陆之根据。同时以必要之兵力守备城区各要地，并掩护各炮台另以强有力之兵力攻击已上陆之敌，压迫之于江中而歼灭之。三、对敌机空中之袭击，须将所有防空部队由防空指挥官统辖之，应于各要点设对空警报机关，以早探知敌机之行动，一接敌机接近之警报，即以防空飞行队驱逐敌机于都市上空之外。高射炮及高射机关枪充分准备，俟敌机一入射界即迅速击灭之。四、对诸兵连合之敌，须以警备区之预备队或集中野战军以击攘之，并须于距南京较远之线努力抵抗敌军之前进。无论敌由京沪路或京杭国道或江北地区前进，均须利用地形，以一部任正面防御，以主力攻击之侧背为要。五、若战争期内能封锁长江，且长江上游、南京、汉口、重庆间无敌舰时，则游动炮兵与守备队之一部自可转用于他处。六、一般之备战要领。（1）战衅将起时，南京警备区域即宣布戒严。（2）规定江宁区要塞驻京军队及宪兵警察之备战准备及任务。（3）决定警备区是否隶属于野战军或仍是独立防御。（4）决定以何种部队为警备区预备队，何种飞行队配属于警备区。”

从这份《防守计划》上看，总体战略安排并没有特别不妥，问题是后来的形势变化和老蒋手下的那些实施这个计划的具体人身上出了大毛病。比如在南京保卫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有个部队在守城时发现他们的水泥防御掩体，除了表面一层水泥之外，里面竟然尽是竹竿之物，别说敌不住小鬼子的隆隆战车，就是子弹也抵挡不住呀！难怪守城军兵直骂老蒋和当官的是拿我们的性命来养肥他们的家业和狼心狗肺。

根本的问题还不在于此。根本的问题在于“七七事变”后的蒋介石及他的同僚们在对日开战一事上一直犹豫不决，并存有幻想，因此在实施防御备战中不那么有力，导致了日本人杀到门口时束手无策、慌乱一片。

淞沪战役之前，面对强大的日军，蒋介石听进了法尔肯豪森的“以广阔之疆域，拖垮之后勤供应困难的日本”之“持久战”建议，并且也作了兵力和战术上的布置，将全国战场分为五个方面，其中东正面即江苏区和浙江区，包括上海。首都南京是蒋政府的总部，但由于南京与日军上岸线路太近，没有纵深和持久的防守可能，故撤出南京计划其实在蒋介石心目中早已有备方案，但作为一国之首都，不保南京，显然无法向国人交待，更有损“国体”与“国威”，所以蒋介石在“誓死保卫南京”问题上一直调子很高。

从7月11日至8月1日的22天时间里，统帅部连续开了22次军事汇报会，每天研究敌情和“七七事变”后的前方形势，结果由于军力和战略上的失误，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眼睁睁地看着平津失守，日军又在东边起兵滋事，在最后几次军事汇报会上已经着重研究了长江沿岸各城市的备战问题。可是，疯狂和野蛮的日军并没有给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任何喘息时间，一步更比一步紧地向中国军事和政治中心——南京进犯。

月12日，上海失守，南京城里的蒋介石和军政大员们召开国民政府党政最高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商讨抗战大计，并推荐蒋介石为陆海空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老蒋说，现在都啥时间了，搞那么多名目有何实用？别再给我按个大元帅名堂了！有最高统帅部便是。

也是。同僚们表示赞同。于是除了蒋之外，最高统帅部内设了参谋总长，何应钦任之。当即，最高统帅部制定了对日作战指导方针：“国军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确保山西之天钉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388页）可悲矣，抗战大策才制定三个月，上海前线失守，“巩固首都”一事即成泡影！

南京危矣！危危矣！